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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南原名项德崇，福建省连城县人。那么你们看过纪录片《项南》吗?接下来小编给你们带来纪录片《项南》观后感征文素材，供大家参考，希望对你们有帮助。
纪录片《项南》观后感征文素材
为什么一个民营企业用九年时间拍摄《项南》?
“1997年因摄制纪录片《陈嘉庚与集美中学》有幸采访项南书记，获赠他亲笔题写的片名。他的平实、谈吐、远见给我留下非常深的印象。2008年《南方周末》刊载名为《改革八贤》的文章，项南为‘八贤’之一，触动了我摄制《项南》纪录片的心弦。”厦门集诚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林志远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称，他也是这部纪录片的总编导、总撰稿。
1981年1月，项南(左一)在时任龙溪地委书记刘秉仁(左三)、时任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叶路(左二)陪同下考察漳浦对虾养殖基地。右一为时任漳浦县委书记黄步翔。
在福建，项南的事迹广为流传。在福建长汀河田，民众在千年闽王庙旁建了一个项公祠，里面立着项南的塑像，以此来怀念项南。
“‘政声人去后’，为官如何全在老百姓的口碑里。作为一名作家、纪录片编导，我有责任将项南老书记的改革创新和刚正清廉，用影像方式传给后人。”林志远说。
项南在“文革”中被关进牛棚，1972年才得到“解放”，担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农机局局长、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等职;1979年初他开始担任农业机械部副部长。
1976年，项南曾率团去美国、欧洲和澳大利亚考察先进国家的农牧业技术与管理经验。回国后，他如实向中央最高决策层汇报发达国家是如何运作的。
1980年冬天，中共中央决定由项南担任中共福建省委常务书记。1981年1月14日，项南走马上任。
1981年五六月间，他在国务院于北京召开的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上提出几点大胆的改革主张，更让中央坚定了对其的高度信任和倚重。
在改革开放前夕，这样的见识、观念和视野至关重要。不久后，作为中国改革总设计师的邓小平拍板：任命项南为福建省委第一书记，让他放开手脚搞改革开放和特区建设。
初赴任福建时，原本省委已经准备安排几位主要领导同志到火车站迎接他，可是项南不喜欢迎来送往的官方场面。为了避免尴尬，他特地耍了一个“花招”，在赴福建到任前，他让秘书鲁恩琦给省委办公厅接待干部事先打了一个电话，“谎称”自己会晚到一天，秘书先到。
1982年11月，项南(右一)陪同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右三)视察厦门。
如此一来，省委几位主要领导也就没有安排到福州火车站迎接了。
1981年1月14日早晨七点半，项南乘坐从北京来的45次列车准时进站。在福州火车站等待的省委接待干部过英群才惊讶地发现，项南也来了。
“他(鲁恩琦)讲，‘项南同志也来了。’哎呀，我当时吓一跳，‘来啦!’(他)也没有多解释，然后就带我朝车厢窗口走去。呀，我看到窗口上有个光头。他往车窗外探个头，看到我朝我招招手笑一笑。哦，我想，这可能就是项南了。”过英群在纪录片《项南》第一集开场回忆了这个细节，此事让他记忆犹新。
作为一名从福建闽西大山里走出的农家孩子，项南以如此婉拒众人列队迎接的方式，重返已离开43个春秋的故乡，开启了在福建的改革岁月。
“项大胆”
作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主政福建的改革先锋，项南以力倡“要允许改革犯错误，但不允许不改革”的大胆勇气推动改革，让福建一跃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因此有媒体称他为“项大胆”。
“当时给我的印象是这个省委书记的胆子太大了。当时在场下听报告的省直机关干部鸦雀无声，简直是目瞪口呆，新来的省委书记给我们全新的感觉，全新的认识。”时任新华社福建分社记者肖辉家在《项南》记录片中讲述当时项南对他思想上的冲击力。
1983年，项南在福州会见柬埔寨国王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及夫人莫尼克公主。
当时，尽管福建和广东是中央确定的改革开放的先行省份，但守旧的思想观念让项南在福建改革开放工作举步维艰。
当年项南常说一句话：“不会运用报纸广播的领导，是手工业式的领导。”
根据统计，在任五年多，项南共为《福建日报》写了25篇评论，其中社论和经济评论各七篇。
他在福建推开农业生产责任制时，便充分借用了报纸的影响力。他深知，一张省报，对于全省工作和全省人民，有极大的组织、鼓舞和推动作用。
当时为了解决部分干部和群众对“包产到户”的半信半疑的问题，他要求《福建日报》把落实生产责任制作为重点来宣传，并经常亲自撰写评论文章，大胆而鲜明地表达观点。
在当时相对保守的福建，他笔锋尖锐的文章经常引起“反弹”，让报社压力很大，最后都是项南给他们吃“定心丸”。
1981年4月，福建省政府公布了经省五届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农业生产若干具体政策问题的规定》，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多种形式的责任制，用立法形式加以规定，成功地推行了“包产到户”。
效果明显。同年，福建遭受多年罕见的自然灾害，但全省粮食产量不减反增，总产比1980年增加一亿五千万斤。关键时刻，人们看见了实实在在的变化。
为历史遗留下的冤假错案平反，是项南另一件让福建人最为感念的事。
1983年2月，项南陪同习仲勋(右二)视察福州台江农贸市场。
土地革命时期，福建闽西是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红军长征以后，留在福建的许多红色武装和潜伏敌后的中共党员，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和地下斗争。可是长期以来，由于受苏联“肃反”运动和党内“左”倾思潮的影响，加上一些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原因，福建出现了闽中地下党“四〇五专案”、闽西南“红旗党”案、曾镜冰“内奸嫌疑案”等“三大案”，很多涉案人员被逮捕入狱，蒙受冤屈。
“项南同志1981年到福建以后，他所遇到的最难的问题就是落实政策，拨乱反正，怎么样调动干部的积极性。”福建省闽粤赣边区革命史研究会原会长杨涛在《项南》纪录片中回忆。
为冤假错案平反并不容易，项南冲破各种现实阻力，历时数年，很多冤假错案获得平反，在福建产生了积极反响。
根据统计，从走马上任到 1986年项南离开福建，头尾六年，福建地下党历史遗留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六千多个冤假错案得到平反纠正，解决了四千余名原地下党员的党籍问题，提高了三千六百多名地下党干部的工资待遇。
项南一直认为：“平反冤假错案问题，是能否打开福建改革开放局面的一个关键问题。”后来事实证明，由于他对历史遗留问题的妥善处理，充分调动了大家参与改革的积极性，为福建的改革开放营造了良好格局。
最值得一提的是，他在厦门经济特区建设过程中，开创了多个全国“第一”。
1984年2月，项南陪同邓小平视察厦门东渡港码头。
厦门高崎国际机场成为中国第一家完全利用外资建设的机场，也是中国第一个下放由地方政府管理的国际机场。同时，厦门航空公司又成为中国首家地方与民航总局合办的、按现代企业制度运营的航空公司。
1984年，中国改革开放身处十字路口。项南并没有停止改革的步伐。他在一片反对声浪中坚持推动厦门经济特区建设，而且希望中央将厦门经济特区扩大到全岛，并提出建设“自由港”……同年4月，包括福建省省会福州在内的14个沿海港口城市对外开放。1985年初，厦门、漳州和泉州作为闽南三角地区，被中央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福建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
1981年6月，项南刚上任不久，福建便对外宣布同日本日立公司合资兴办的福建日立电视机有限公司投产，这是在中国落户的第一家中外合资经营公司。
正逢改革开放初期，从中央到地方对于该项目都有不同意见，有的领导甚至将它定性为“殖民地性质的厂子”。与这些质疑不同，项南毫不犹豫地给予有力支持。不只是福日公司，当时福建引进的每一个项目都碰到相似的反对声音，而项南总是挺身说话。
改革的车轮下荆棘密布。在福建力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大多数时候，项南都是把乌纱帽捧在手上做事情。无论他提出的大念“山海经”战略;还是他提出和组织实施修建厦门国际机场和水口水电站;亦或支持和鼓励为国有企业“松绑放权”;乃至他落实华侨政策，扶持乡镇企业……几乎每一件事情的背后，他都要与守旧的思想争锋。
1985年春天，已经有传言说项南“要下”，省内已有人对他的改革举措不满，认为他“处事偏右”。
同年，福建晋江发生了假药案，尽管项南及时向中央反映，要求采取果断措施严加处理，并先后5次检讨，但他终被处以“党内警告”。
1986年春，项南离开了福建省委书记的岗位。
关于是否处分项南，中央曾有不同意见，但不同意给予处分的意见未被接纳。
返回北京后，项南创办了第一个全国性的民间扶贫团体——中国扶贫基金会。
1997年11月10日，项南在北京逝世。
政声人去后
项南的从政生涯也因此显得波澜起伏，《项南》纪录片充分体现了一位改革者的荣耀与艰难。
“政声人去后，丰碑在人间。”与项南打过交道的人，无不为项南的人格魅力深深吸引。
作为《项南》纪录片的总撰稿，林志远也是被项南深深感染的一个人。1990年，他于鲁迅文学院作家班学习，师从《人民文学》原常务副主编崔道怡，先后出版《兽界》、《天风海涛》等小说，曾为多部电视片策划与撰稿。
他在摄制纪录片《陈嘉庚与集美中学》时采访过项南，这为他此后九年拍摄纪录片《项南》埋下伏笔。
2008年《南方周末》刊载名为《改革八贤》的文章，邓小平、叶剑英、胡耀邦、习仲勋、谷牧、万里、任仲夷、项南在列，这篇文章触动了林志远摄制《项南》纪录片的想法。
由于项南特殊的政治际遇，这部纪录片摄制过程十分艰难。刚开始运作纪录片《项南》，到处都是不信任的眼光。
“出去拍摄偷偷摸摸的，去一家单位门前拍摄，摄像机被保安胸口挡住不让拍;还常常被人误解为骗子，刚接通电话说明要采访‘啪’一声挂掉。还有人从我们一开机的2008年底就散布假消息说，我们是借拍《项南》之名捞钱，极力阻挡他人支持我们。”林志远说。
1984年2月，项南与邓小平(左一)、王震(右一)在厦门鼓浪屿晃岩楼前交谈。
这些年，家人一次次反对他做纪录片，好友也一次次相劝别做。焦虑、失眠，闹出一身病来。一个了解他的书法家送了他一幅字“一番脾气”。
“是，我这个人干事不会半途而废。”林说。
这是一个漫长的精神熬炼。无资料，缺资金，采访、撰稿、资料、拍摄，项项都难，亲人朋友反对，很多员工来了看不到希望又走了，林志远却“执迷不悟”。
最困难的时候，福建老地下党员、厦门市政协原副主席王毅林将此事告知省政协原副主席许集美。许集美牵头福建省老区建设促进会等四个机构联合支持摄制，亲任总顾问，组建了一个声名显赫的老干部顾问团，并确定莆田市委原书记郑义正任组委会主任，鼎力相助。
《项南》能顺利完成拍摄，离不开老干部们的支持。2015年初的一天早上，一位老领导跑到林志远的公司，捐给了他几万元。
原来，这位老领导和太太自费到日本去看望一位住院的朋友，出来后两位朋友请他吃饭，这位老领导就说：“吃饭就免了，我们厦门有一家传媒公司做纪录片《项南》做得非常好，已经做了七八年，最困难的是经费，你们就把请我吃饭的钱捐给他们吧。”后来，两位友人共捐了五六万人民币，老领导自己再加两万给了林志远。
这位老领导对他说，“你们是把一个伟大的灵魂传给世人。”
林志远和摄制团队历经九年，釆访258人，阅读近两百部与项南相关的图书，8个月泡在图书馆，反复修改打磨解说词，才最终让该片声情并茂地呈现了一个有血有肉、有爱有恨，根植于黎民百姓的改革先锋、道德典范的人物形象。
追忆艰辛的拍摄历程，林志远告诉澎湃新闻，他的最大动力是观众看了《项南》叫好。他举例道，许集美看第五稿时来信，说“这是改革开放教科书、这是党性锻炼的必读本、这是为人处事金刚经”。厦门日报社原副总编辑颜智强看了片说，“这是实现中国梦的精神原子弹，不播出就太浪费了。”
《项南》组委会主任郑义正十分关心纪录片进程。他三天两头给摄制组发短信追踪、指导，同时也给福建省委主要领导写信，最终获得了省委相关领导的支持。福建省委有关部门先后六次组织专家学者审片，给《项南》纪录片的播出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并决定让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派出精兵强将介入修改，使片子得到极大提升，最终得以顺利播出。
“当今中国迫切需要项南老书记那种改革创新、刚正廉明的精神。我也希望随着纪录片《项南》的推出能引起好的反响，为社会带来积极的正面的精神能量。”林志远说。